汪德昭（1905-1998），江苏灌云人。192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1940 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大气电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国防水声事业奠基人。
组织募捐，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公开挑衅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严重威胁东北边境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毅然投身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由于冷战环境下西方国家的阻挠，我国长期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合法席位一直被溃逃至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非法占据。
1951年，被推选为巴黎学生会主席的汪德昭组织海外华侨，在法国巴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大家早就想有一面五星红旗，可是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只好按照国内来人的描述，请法国友人贝纳西夫人亲手缝制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挂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募捐大会上。
汪德昭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的汪德昭身穿黑色西装庄重地站在国旗前号召大家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的双手贴在胸口，慷慨激昂地盈泪演讲。
1951年，汪德昭在法国巴黎组织爱国募捐活动
他的声音颤抖着：“亲爱的同胞们，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受尽外国列强的欺侮，这是大家亲身经历过的。中国共产党刚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美国强盗又要侵略我们，把我们拉回到过去当奴隶的时代，我们坚决不能答应！亲爱的同胞们……”会场气氛热烈，大家感动得潸然泪下，每个人的爱国心都同战场上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募捐活动共募集到 532180 法郎，321 美元，135 荷兰盾，还有爱国华侨把祖传首饰捐献了出来。汪德昭也捐献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他把这些钱物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汪德昭还帮助著名力学家吴仲华一家，以及水力机械专家梅祖彦等爱国学者回到新中国，并且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以及东北工业和文物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因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汪德昭被誉为“地下大使”。
汪德昭树立的良好家风也深深地影响了儿子汪华。1964年1月，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汪华也成为新中国首批派驻法国的外交官，同父亲汪德昭一样，他多年来为中法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甘做“工作母机”，创建我国第一支水声学研究队伍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召唤留学国外的科技工作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汪德昭向国内写信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的心愿。不久，汪德昭收到欢迎他回国的信，以及周总理的嘱托：“凡是对人民作出贡献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汪德昭说自己没齿不忘。
汪德昭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负责领导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授命汪德昭组建中国水声学研究队伍，开展中国水声学研究。
至于回国后怎么干，当时摆在汪德昭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水声学的前沿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写出有分量的高水平论文，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另一个是针对国内水声学一穷二白的现状，不把目标放在个人出论文、出成果上，而是甘当“工作母机”，把目标放在培养大批水声学人才队伍上。面对新中国“有海无防”的现状，汪德昭深知国家对自己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甘当“工作母机”。
1958年，汪德昭参加中国水声考察小组从苏联回国后，汪德昭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水声学研究队伍，于是向中央报告，建议立即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物理系高年级学生中遴选品学兼优的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参加水声学研究。毛泽东主席亲自圈阅了报告，周恩来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大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加水声学研究工作。这一措施被形象地称为“拔青苗”。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科学院从事水声学研究的张仁和、侯朝焕、李启虎等，后来均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1年，汪德昭和学生尚尔昌把30多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水声学专著《水声学》。汪德昭既重视理论，又强调实践，对学生因材施教，深入指导，严格要求并及时检查。他将自己在多年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青年一代。
“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研究”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三次改变隶属关系。1977年8月，汪德昭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信。他在信中请求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并表达自己“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研究”的价值观：“希望让我留在研究所工作，留在基层工作，恳请领导不要把我从科研第一线调到海洋局当副局长。”“像我这样长期搞科研的人，不发挥我的专长，却要我承担我所不熟悉的副局长工作，对党是不利的。”邓小平同志当即审阅，挥笔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
后来，声学研究所重新划归到中国科学院，再度担任所长的汪德昭立刻投入科研一线，以73岁高龄亲自披挂上阵，率领科研人员远赴西沙群岛海域进行我国首次深海水声实验。面对妻子李惠年的劝说以及家人的挽留，汪德昭认真地说：“你们谁也阻挡不了我，这次是非去不可的！”“深海实验是周总理的嘱托，又是声学所回归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次大实验，我怎么能不去呢？”
出海前，汪德昭叮嘱大家要各自带上一个脸盆和咸萝卜干以防晕船呕吐，在船上即使晕船也要开展实验。由于风浪大，船又小，一个大浪重重地横拍在船上，船身剧烈抖动起来，汪德昭被抛向空中，眼看头部就要和桌角相碰，随行人员眼疾手快，紧紧地抱住了他。
此次实验确切地证明了存在深海会聚区。美国水声专家尤里克看到这一成果，十分钦佩，向我国水声学家表示祝贺。汪德昭也如约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不能满足于在国际水声大合唱队伍中当一名队员，我们要有雄心壮志，争取有一天当上国际大合唱中的领唱者，不，是指挥者！”
1979年这一年，汪德昭带领全所完成了近50项科研项目，其中意义重大的成果达14项。1979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受到国务院通令嘉奖。1984年，汪德昭主动辞去声学研究所所长职务。1997年，担任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的汪德昭将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15万港元奖金全部捐献给声学研究所，作为发展声学科学事业的基金。1998年，声学研究所成立汪德昭声学青年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汪德昭担任名誉主任，设立汪德昭青年科技基金，用于奖励声学研究所优秀青年科技研究与管理人才。1999年，声学研究所进行了首届汪德昭青年科技奖的评选，评选出11名获奖者。在他们之中，有人已成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首席科学家等。汪德昭青年科技奖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为我国水声学研究做出创新贡献。
汪德昭将全部的时光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国防水声事业，正如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上写的那样：“我将一如既往为了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的成果，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献出晚年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