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猷（1915-2012），广东汕头人。193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40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声学家、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现代声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开创哈佛大学先例的中国留学生
在少年时代目睹祖国的积贫积弱后，马大猷便立下“科学救国”的信念。1936年，马大猷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后来，马大猷仅用两年时间，就获得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 和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这在哈佛大学是没有先例的。求学期间，马大猷崭露头角，他被认为贡献了世界声学史上“波动声学的一个基本公式”，取得了令美国声学界瞩目的成就，这确立了他在现代声学研究中的地位。马大猷虽身在国外，仍心系祖国，不忘抗日，多次参加爱国华侨组织的“一碗饭运动”，为抗战和救济难民捐款。
博士毕业后，马大猷面对祖国山河破碎，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水平单薄，迫切需要人才的现状，立刻踏上归途，返回燃遍抗日烽火的祖国，选择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马大猷生活简朴，住在“望苍楼”前院大约10平米的小屋里，屋内的陈设只有床、书桌、书架和盥洗用具。
马大猷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袭击，他挺身而出，声称自己是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的负责人，严厉斥责对方并要求立即离去。马大猷保护教学环境和师生安全的正义行为，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敬佩，也为学生们树立了榜样。
马大猷（右三）在西南联合大学
敢于对“大家”的理论说“不”
马大猷对待学术研究总是认真仔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围绕国家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目标，先后开展了核爆炸侦察和声学探测、大气层核爆炸的次声监测等一系列重要研究工作，为开拓中国现代声学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马大猷即便在繁忙的科研事务管理中，也不忘保持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莫尔斯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理论声学家之一，马大猷的导师亨特就是在莫尔斯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与学生们（马大猷和有“美国声学权威”之称的白瑞内克）作矩形室内的声衰变分析的。1989年，马大猷就指出莫尔斯的室内声场经典简正波解中，应当加入代表直达声的一项，使其物理意义更加明确。对这个问题，马大猷似青年科学家一样尖锐直率，他批评莫尔斯的室内受迫振动理论“只有数学，缺少物理”。他认为，莫尔斯没有认真分析声源的作用，就贸然投入数学处理。实际上，他的批评不完全是针对莫尔斯，也是提醒更多只注意改进模型算法而忽略物理分析的青年学者。
不说客套话，只说心里话
1962年2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马大猷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在物理组的小组会上率先大胆发言，促成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马大猷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众人称赞马大猷的这一举动为“一马当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还在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表扬马大猷，说他不说客套话，只说心里话。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和6日，分别向会议代表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也就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马大猷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一直十分关心科学教育事业，坚持理工结合的教育思想，注意培养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和动手能力。“有时看到一些科学家为引进日本产品还是德国产品而争论，我脸都红了。”这是马大猷的话语。他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他曾经说过：“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创造性劳动取得的发明才是评价标准，科学只承认第一，不承认第二。”
即便在耄耋之年，马大猷也积极建言献策。他上书国家，呼吁要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断努力。